回国了：不能上三大博客（blogspot，wordpress和facebook），需要用身份证才能在网吧上网，抬头一看，每两排电脑上面是一个监控摄像头。昨天去书城买了1984 和 1Q84，有时间准备写一个中国版的1984.
其实也算是常常回国，这次感触特别多。
从武汉天河机场去武汉光谷的湖滨花园酒店，和我二十几年前来的印象变化不大。当时的武汉是我成年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感觉有气魄，很是喜欢。 可是现在城市的新建筑像十几年前的东莞。和人一聊，武汉很多酒店的中间管理层还是西安来的。可能因为是国际旅游城市，我的家乡西安的市容规划还是领先很多。
再就是国内的效率。从武汉寄快递包裹去四川宜宾，二十分钟收件员就到门口，七斤重，二尺大的包裹，三天到，只要60元人民币，保价是千分之五。想一下：比美国还贵的油价，多如牛毛的公路收费（有说告诉我说物流费用占GDP18%），传说中的企业高税收，能做到这么高的效率，这么好的服务，这么低的价格，这么低的保价，、、、 谁能不佩服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
不同地方听到一种言论，政府老说是中国老百姓素质低，其实政府本身一是低素质，二是素质低。先天低素质（暴力革命掌权），后天又搞逆向淘汰，官员净干素质低的事情。比如湖北省长因为记者问题问的不爽，竟然去抢女记者的话筒。随便一个中国农民，干这种事情的可能性都不大。
其实最坏的事情还是这个低素质的政府逼着老百姓降低素质：你去扶一下摔倒的老人，法官说不是你撞得你扶她干啥？你开车遇到肚子痛的人要搭车去医院，没想到这个没人性的家伙是要惩罚你的良心的政府官员。
不过经济的发展还是造就了很多的机会。在市里打车到机场，遇到一个私家车拉活。这是政府口中的黑车：特指那些给山大王少交了买路钱的车。三个月的新车，上好的服务（中间停下来吃饭等候不另收钱），公道的价格。这种车越来越多而且找到了自己的市场。从西安机场回家里坐的也是这种私家车。从咸阳机场到西安市里，出租车要价高，还要讨价还价。原因是西安的出租车很难在咸阳机场接到回头客。咸阳的出租车在西安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不是别的，二个地方的管理机构人为制造的高成本，低服务素质。很多常出差的人都有固定的车接车送。而且这些车都有自己的组织互相帮助。这种所谓地下经济模式，解决了老百姓生计，降低了交通成本。
社会在进步，中国老百姓勤劳勇敢，素质高，你不把他逼到绝路上就行。中国潜力无穷，这么艰苦的环境，发展成世界第二大。政府的素质只要再高一点，发展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New York Times, Oct. 22, 2010
我们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在中国当局对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刘晓波(被监禁的政治活动家)作为2010年和平奖得主的谴责无意中说明了为什么值得捍卫人权。
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民族国家，而且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它们得到尊重。
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主权观念演变而来的，其又是由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建立的。当时，主权被认为是在一个专制统治者中体现。
但有关主权的想法已经随时间改变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取代了独裁者控制下的人民的主权作为国家权力以及合法性的来源。
在上个世纪，主权的概念再次改变了，随着世界从民族主义转移到国际主义。在两个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让会员国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确定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中说，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
今天，普遍人权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提供了一种限制，无论是民主与否。在议会中的一个多数并不能决定伤害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也不能投票给损害人权的法律。即使中国不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它已经修改了宪法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
但是，刘先生的监禁是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刑法是不符合其宪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或者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杜绝意见和谣言不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各国政府有义务确保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说话者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些权利都是诺贝尔委员会捍卫已久的，通过授予那些挣扎着保护它们的人以和平奖，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为他坚持反对苏联的人权侵犯，和马丁路德金牧师博士为他争取在美国的公民权利。
毫不奇怪，中国政府已经严厉批评该奖，声称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其内部事务和在国际公众的眼睛中羞辱了它。相反，中国应该感到自豪，它已变得强大到足以成为辩论和批评的主体。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诺贝尔委员会的。有些人说，颁奖给刘先生实际上可能恶化中国人权倡导者的境况。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它导致的结论是我们最好通过保持沉默来促进人权。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保持沉默，谁将会是下一个国家要求它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权利？这种做法将把我们放在一个走向破坏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的基本原则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国家都没有权无视其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20年来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这一进步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颁发和平奖给刘先生。如果中国是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和谐，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伙伴，它必须首先给予其所有公民言论的自由。
一个人仅仅因为他表达了他的意见而正在被监禁11年，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要走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说的国家的博爱，那么普遍人权必须成为我们的试金石。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By THORBJORN JAGLAND
Published: October 22, 2010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emnation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selection of Liu Xiaobo, the jailed political activist, as the winner of the 2010 Peace Prize inadvertently illustrates why human rights are worth defending.
Th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ut they are wro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tandards are above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ensure they are respected.
The modern stat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establish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At the time, sovereignty was assumed to be embodied in an autocratic ruler.
But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replaced the control of the autocrat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cy.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chang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world moved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committed member state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ll peopl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nation-state, the declaration said, would no longer have ultimate, unlimited power.
Toda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ovide a check on arbitrary maj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cies or not. A majority in a parliament cannot decide to harm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nor vote for laws that undermine human rights. And even though China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t i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has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Mr. Liu’s imprisonment is clear proof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is not in line with its Constitution. He was convicted of “spreading rumors or slander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in a world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 government’s task to stamp out opinions and rumors.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 even if the speaker advocate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se are right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upheld by honoring those who struggle to protect them with the Peace Prize, including Andrei Sakharov for his struggle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his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surpris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rshly criticized the award, claiming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unlawfully interfered with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miliated it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n the contrary, China should be proud that it has become powerful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criticize the Nobel committee.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giving the prize to Mr. Liu may actually worsen conditions for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But this argument is illogical: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best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keeping quiet. If we keep quiet about China, who will be the next country to claim its right to sil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This approach would put us on a path toward undermin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tenet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not and cannot keep quiet. No country has a right to ignor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of what it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years. We want to see that progress continue, and that is why w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r. Liu. If China is to adva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it must first gra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tragedy that a man is being imprisoned for 11 years merely because he expressed his opinion. If we are to move toward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spoke, the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ust be our touchstone.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一场关于“被死亡”的民间听证会
组织策划｜《创业家》编辑部 创始人俱乐部
采访｜《创业家》记者 杜若洋
插画｜赵贺佳 摄影｜李冰
编辑｜刘涛
听证第一轮
被死亡，为何不抗争？
公权力无视程序正义，只求低成本执法，创业者该不该控告“政府杀手”？
祝志军：我到现在还非常气愤，觉得莫名其妙。今年1月22日上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techweb突然被停止域名解析和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域名接入，网站被封掉。我当时完全懵了(被误杀的8天 祝志军2006年创办techweb。以前网站内容有点问题，海淀公安分局的网监或者北京市新闻办会打电话通知把这些内容删掉。但这回他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要求处理的，没有任何行文，没给公司任何正式说法，网站就被停止运营。要自查原因是不可能的，服务器里有50多万条新闻，社区帖更是上百万条。以前管互联网的部门基本就是公安部和新闻办，但最近一下多出好几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工信部，想打听消息都不知道该找谁。
第二天，通过朋友，他们拿到了一个游戏社区的页面，上面有20多条链接，据说问题就出在某一条上。他们在百度快照上一条条地查，直到找到那条所谓涉黄的垃圾广告。他们立刻写汇报材料，准备齐了所有证件，到海淀公安分局申请恢复业务。从海淀公安分局到北京市公安局再到公安部网监十一局，在公安系统走完程序，算上周末已经过去了5天。之后材料到了工信部电信管理局，主管副局长在外地开会耽误了两天。工信部签字后，由于techweb的服务器托管在福建，手续又转到福建省通讯管理局，要等主管副局长再签 字。
techweb的服务器从被停到解封，前后一共8天。8天中，30多名员工全都放假，公司完全停摆，祝志军和创业伙伴不停地给用户和广告客户做解释。后来有政府内部的朋友私下告诉祝志军，这其实是一次误杀。 )。我保证，我们的内容99.9%是干净的IT专业信息。后来知道，大概是因为回帖里有一条垃圾广告帖，卖治疗阳痿、早泄的医疗器械，里面提到了生殖器的名称。我猜是这条信息。其实，到现在也没人正式告诉我，到底是哪条违了 规。
我不明白，我们解决30多人的就业，我们给政府纳税，我们做错了什么？凭什么工信部的一道行政命令就让我的公司险些面临清盘？退一步说，就算我错了，你也得告诉我错在哪儿吧？再有，你总不能不问我错有多大，就直接拉出去枪毙吧？现在我们恢复了运营，但访问数据只有以前高峰值的三分之二。我总结整个过程就是：执法依据不足，执法过程粗 暴。
陈昊芝：大家好。我做的是译言网，一个开放的翻译社区，去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被关。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有法不依。我们曾经和英国《卫报》有合作，翻译的一些文章确实触及了违规的政治内容。但是，按照国家的《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如果有网站提供了违规的时政内容，应先通知，责令整改，然后关停。关停后处以最高限额五万元的罚款。但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拿到任何有关部门的正式通知，我们被直接从服务器托管机房拔掉了网线。没有通知过程，没有整改过程，没有任何一个通知说你交了罚款，这个域名可以恢复。现在大家看到的译言，是我备案了新域名。有法不依意味着，你得到的处罚是不可评估的。
王玄：为什么不起诉？你们在被政府非法侵害。就算你们的网站有所谓的违规，但你们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现在是部门的小法违背《宪法》大法。你们没有违法，是他们违法了。你们可以提起宪法诉讼。现在国内宪法诉讼成功的几率很低，甚至可能不被受理，但一家告不成，告的人多了，一定会有改变。
祝志军：我想过！头两天里，我快气疯了，确实准备上法庭告。通过政府里的朋友，我打听到是工信部下文关的techweb，我想要告就告工信部。但后来很多朋友劝我：你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这么多员工，不能意气用事。我听了朋友的话。
王维嘉：你能想到去告，这就是有价值的事情。曾经有人给我说，你选择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创业，就要愿赌服输，不要抗争。但我反问他：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把我撞了，我凭什么不到法院去告他？
陈昊芝：说实在的，在今天之前，我都没想过这个选择。在这个环境中反复创业十几年，我觉得自己确实变得麻木，变得更注重生存技巧，变得越来越多顺民的心态，这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而且，互联网越来越严重的多部门管理也让我们无所适从。王兴的饭否网已经被关了200多天，他连一个衙门的负责人都没见过。现在是举着状子不知道找谁(关停流程 目前关停网站的流程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通过工信部下文关停一个网站，工信部通过内部下文到电管局，电管局通过自己的IDC管理制度，由IDC关停你的网站。
当你申请网站重开的时候，你有且只有IDC这唯一的一个入口，从IDC返到电管局，再返到工信部，再返到国新 办。
想申诉吗？从你离开IDC的那天开始，你的申请材料递到哪儿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有的网站呈递给IDC五六份材料，没有一份被告知到哪儿了。除非花钱，托人。申诉权利成本很大。)。我也不知道我的头儿到底是谁。比如我要做某个业务，要申请文化部网络文化许可证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互联网出版许可证》。这中间是巨大的重合，为什么同样一个业务我要申请两个资质？无法理解。两个资质加起来要10万元，申请周期半年。但是如果两个资质有一个不健全，我都有可能被干掉。创业真没有安全感。
黄鸣：在中国这种国情和现状下，创业者要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定要看看自己能争取到什么程度。你去反映、去起诉，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判断它会有什么结果。你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螳臂当车的牺牲者？也许有一万只螳螂，这个车还真被挡住了，但是前几千只螳螂肯定被轧死了，这种情况你必须评估到。你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气候再严寒，你也要学着适应，你比别人更耐寒，你就赢了。所以说如果有错，错就在你自己，没别人。
郭凡生：听了你们两位的陈述，我想问一个问题：别人出事的时候，你们呼吁过吗？创业者的权利经常被不公平地挤压，这在中国是常态，比你们惨得多的多了去。别人出事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幸灾乐祸？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为他说句话？你们自己不申诉，是你们放弃了权利，你们认为申诉没用。但我告诉你们，要申诉，即使失败了，对于这个阶层来说还是重要的。
还有，你们整天喊着被欺负了，你们自己就没有问题？你们讨论过网络游戏泛滥成灾的问题吗？现在中国有1000万孩子网络痴迷。我老家一个村，把学校拆了，盖了3个网吧。很多互联网公司挣的钱是建立在多少家庭破败、父母泣血之上？你不讨论这些。从一开始你就不善良，你当然不敢告。
网站备案轶闻
2006年底，一位叫周晶波的南京网民写博文，向信产部举报63家政府类网站违反国家备案规范条款。这63家网站上到教育部、卫生部，下到县市一级地方政府或办事机构网站。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292号)和2005年5月颁布执行的《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信产部令第33号)，任何具有独立域名的非经营性网站都必须办理备案手续，并将备案电子验证标志放置在其网站的指定目录下(如信产部网站首页下方标注的“京ICP备04000001号”)，并链接至信产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
周晶波举报一周后，这63家网站除8个已按规定标注备案编号外，其他网站或者没有对备案编号设置链接，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明备案编号。按规定，这些网站除要责令其改正外，还应“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处罚是否实施，并无下文。
听证第二轮
公民创业VS 臣民技巧
60后长于规避风险，只求政府给一个失败的机会；80后不懂感恩政府，以公民心创业，要权利，讲公平，需要成功的机会
黄鸣：一个个体再大，比起大局，你都很微小，对抗不得。
牛文文：我看出来了，赵教授你有不同意见。你先等等，咱们还有一位“被死亡”的创业者没说话呢。卓桓，80后帅哥，讲讲！
李卓桓：大家好，我是叽歪网的创办者。叽歪是个微博客网站，去年7月21日被关停(死亡电话 2009年7月21日，李卓桓突然接到服务器托管公司机房的一个电话，打电话者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说，接上级部门通知，要求叽歪马上停止服务，时间限制是下午4点之前，否则就拔线。李卓桓一看表，是下午3点50，只剩下10分钟，他们只能马上停止服务。他电话里的第一个反应是问，到底是哪一个上级部门的指示。对方说不知道。“他显然不会不知道，大概是他不愿意给我们讲。”李卓桓说。)
2010年3月号的《创业家》杂志已经报道过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找了很多朋友、很多部门，一直没有什么能正式沟通的途径和解决方法。去年底，我基本上心灰意冷了。今年初，我决定终结这个做了三年、投入300万、国内最早的一个微博网站。现在我还在收尾，给团队和投资人一个交代。
黄鸣：你这个网站叫叽歪网，是不是叽叽歪歪发牢骚的意思？发牢骚肯定有很大的客户群，但是在大环境下，如果叽歪的声音比较大，你把叽歪的人集合起来，肯定要被干掉。这个名字就注定你要完蛋。你就当花300万买个教训吧。
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大了，几个企业去掉，一个行业没了，不碍大局。一个个体再大，比起大局，你都很微小，对抗不得。刚才昊芝说没有安全感，那怎么拒绝恐惧呢？把自己的企业和员工带到没有风险的地方，这是一个创业家应该做的修炼，我觉得把基督教精神用到企业里能创造很多奇迹。
李卓桓：叽歪不等于发牢骚，是有事儿没事儿说那么一句的意思。政府监管部门，他可能意识到会有很多人要去叽歪。但我们网站的本意并非抱怨。问题是中国现有的法律营造一种全民皆违法的状态，随时能揪你出来。
郭凡生：人人都违法你也违法？那你活该！你要创业权，是想改变社会、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已经改变了。保会长(保育钧)知道，十三大报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现在呢，95%的就业是我们做的，我们变成领导力量了。我们在中关村创业的时候被欺负成什么样了(60后创业被欺负 80年代的时候，高科技、私营企业能进吗？不能。郭凡生找到原北京市副市长胡兆广，坐那不走，一直耗到对方说，那你就进来吧。郭凡生和王文京(用友软件创始人)是全中关村最先进去的两个高科技企业，但政府说你是私营企业不给你减税。怎么办？忍了。 )
“那时候，有100件事，他90件不让你做。你是创业者，要知道哪10件没人做，比如犄角旮旯的，不挣大钱的，被人看不起的，还能和主管部门沟通的。”郭凡生说。1992年，慧聪出了本印刷品叫《商情》，被定成了非法刊物。慧聪年年被工商局打非。一次，郭凡生被“抓住了”，要罚钱，他跑到北京市打非办主任那儿。一看，主任跟他年龄差不多，再一唠，也是插队的，后来知道大家还都是77级的。郭凡生开始拉交情。最后主任说，兄弟你回去吧，以后注意点。“在那以后，我再不让他抓住我。”郭凡生说。
你个人想发财、想成功，就得适应社会，不要说今天不公平。出了事儿，你有办法摆平，这才是你的本事。你这次被收拾了，下次就想着点，别再被收拾了，就这点办法。我个人经商的准则是，不干不善良的事情，不和国企打交道，绝对不和当官的朋友做生意。我熬，我相信再熬十年，我会很强大。
王玄：互联网是基于西方理念的产物，宣扬自由、平等、分享，但是自由什么，平等什么，分享什么，这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社会体制。我们可以一步步去提案，去改变，在各级人大政协里努力增加本行业人的席位和名额。我看卓桓的形象不错，可以研究一下《选举法》，弃商从政，看有没有改变的机会。
我是一个80年出生的人，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上一代无法想象的。上一代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但那个时候市场一片空白，有很多机会，随便做一个东西也许就成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垄断市场里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势，逐步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上一代的创业者已经起来了，有了自己的资源积累，甚至已经跟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群体有了协作、合作。
但在我们这样一代人的身上，创业最大的压力来自创新。竞争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这个空间已经相当狭小，所以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推进自己事业的唯一动力。
王维嘉：我非常同意王玄说的主动去改变环境。其实，听了前面几位前辈的观点，我特别想说一句话：我们要做公民，不能再做臣民！现在的创业环境比原来好，就可以不抱怨政府了？就应该感恩政府了？其实你生在了今天，这个环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做价值判断。作为一个创业家群体，我们要做的是团结起来，通过合法渠道把现有的不合理全都给它改变过来。这是一个主人的心态。
赵晓：维嘉提到公民心态，这是一个趋势。60年代的人是，只要政府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我就很感谢你。但80后讲的是权利，要公平的机会、成功的机会。
王维嘉：创业者维权，从根本上说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创业家理应配合政府实现依法治国，但我们不敢做，那就要认栽。老一代创业者的做法是明哲保身，通过关系搞定一个事儿，绕过一个法规，那是我的本事。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们的创业历程决定了他们非常怕被死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80后一代仍然这么思考问题，那就彻底没戏了。
听证第三轮
消极弃守，还是联合起来？
有的人想自保地蜷缩起来，有的人主张联合起来，伸张权利。哪条路是创业者自我救济的终极途径？
王维嘉：我们要做公民，不能再做臣民！
牛文文：祝志军，昊芝，这次突然死亡会不会对你们未来的创业思路产生影响？
陈昊芝：从生存技巧的角度讲，我已经在调整重心。你管得严，我躲到一个安全的角落里行不行？选一个做不大的领域，不要追求太多的创新，不要有做伟大公司的梦想，这样才能更安全。
我以后生意的重心会转向盛世收藏网。收藏整个行业一年的规模只有400亿元，只是互联网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些钱真正落到我们一个网站上的就又少了很多，而且收藏是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政府也不 懂。
我曾经立过一个志向就是绝对不移民，我老婆移的时候，我都丝毫没动心。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做成点事情。最近我常想是不是该移民了？理由很简单，最起码我的Google相册不会被干掉。
祝志军：坦率说，这次事件之后，我变得非常失望，也在想要不移民算了。我爱国，但一个用搞运动的方式搞建设的国家能给我安全感吗？我现在要做的新项目，连科技的边也不沾了，做科技现在都有政治风险，我也去做些消费类的事情，做不大，没风险。你看王兴，做了两个信息服务类的项目，都被干掉了，现在不是也去做团购网站了吗？
吴晓波：刚刚两位提到了移民，其实在江浙，移民也正在成为民营企业家圈子里的重要话题。我很多四五十岁的朋友，都在谈移民。对于创业者来说，移民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毫无疑问，现在全世界创业机会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西方国家现在创业成本非常高，机会也少很多。所以创业者要移民，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移民了，你手里的这些钱怎么办？我曾经问一个想移民的朋友：“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呢？”他又很纠结，说去等死。
我认为，现在是近2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落、最迷茫的时候。有人问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业者有什么自我救济的途径？我的回答是：第一，不做；第二，做小。最近这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出现了两个典型状态：一个就是灰心丧气；第二个是实体企业转向投机化，企业家宁愿卖掉企业，去炒股票、炒房子、做LP。
王维嘉：刚才大家说要熬，要呼吁，熬到、呼吁到政府逐渐改变。但我们不能把未来寄托在单纯等待政府改变上。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利益，你想让现在的既得利益方自己改变，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早就说过，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己跑掉。
比如《劳动合同法》这部争议很大的法律。立法过程中，做企业的人不认真去参与意见表达，最后就是三个倾向于劳方利益的教授完成的起草。当它晴天一声霹雳降生的时候，所有企业都措手不及。中国企业的典型做法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想玩花招绕过去，或者说搞定什么司长、处长，不执行这个法。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不成熟。
现在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时代。我们的创业家们非常胆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敢组织起来，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企业界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很多人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提案和议案，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通过这些代表委员来参与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赵晓：非常同意维嘉的看法，要争取公平的机制，对待公权力也需要有一个公民的心态。刚才郭凡生说，创业者要先追问自己是不是善良。但我要说的是：哪怕我是个道德堕落的人，对不起，你法律该以怎样的程序来处理我，还要用怎样的程序来处理，不能因为我堕落，法律就可以不再维持程序的正义。
陈昊芝：我们以前面对所承受的不公平与压抑，太缺少勇敢的表达。现在我感到有效的表达、微小声音的积累都非常有价值，也许不会在一次、两次过程中起到作用，却是一种必要的力量和态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我会认真思考我应该做些什么。
祝志军：创业者团结起来，寻找和培育我们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通过合法的渠道建设性地参与到立法当中去，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怀疑的是，我们现有的参与渠道是否是有效的渠道，又会不会有人为此牺牲？
王玄：佛经里有句话，叫功不唐捐。意思是所有努力的效果不一定产生在当下，可能产生在未来，但你只要做了，它一定就有意义。我们心态平和一点，逐步去推进它，逐步去改良它，对未来必定很有意义。
牛文文：大家的讨论真是太有价值了，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深刻的探讨。下面请保会长给咱们做个总结吧。
保育钧：今天的会非常好，讲真话的在中国不多见了。创业者要自己解放自己，解放的途径就是有序地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通过参与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才是唯一的正路。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一个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强大阶层，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精英。但可惜的是，我们还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如果大家能够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行业协会，或者其他创业者组织，反映我们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很愿意听取的。我们是能够起到巨大社会作用的一个阶层。帮助我们的国家取得进步，帮助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才是创业者们最大的社会责任。
创业自卫“二十二条”
金光灿灿“三十六条”，传说可以被忘记。
山西土里都是煤，你可千万莫惦记；
陕西地下流石油，和你又有啥关系？
造汽车，来沈阳？算你哥们儿有胆气！
山东钢铁映日红，全都并入正规军；
上海武汉搞航空，你在如来手心里；
开网吧，要注意，邻居万万别是陶然居，
嗨，陶然居。
快递别想发大财，那是咱邮政的好生意；
新能源别激动，要和央企捆一起；
三网合一别兴奋，第一个被融合的许是你；
做网站，要牢记，删帖快狠是纪律；
网游老板要数清，你婆婆到底在几个衙门里；
《新闻联播》必须看，重要讲话记心里；
CCTV要上贡，否则人民都恨你；
把你公司卖老外，搞掂商务部排第一；
要想安全活下去，千万别做大生意；
创业板在眼前，有人强要来入股，让你依来你就依，
嗨，你就依！
创业者要淡定，莫学Google耍脾气；
别拿自己当根葱，就当你是小商贩，见了城管要服气；
国家分钱不眼红，闷头干咱的小生意；
提高觉悟做准备，随时把公司献央企，
嗨，献央企！
以上二十一条的解释权归“有关部门”。
主持人总结
懂得维权，有序参与
牛文文：今天我们听到了“被死亡”者的倾诉，感受到他们的烦恼与愤怒。和他们一起，我们检视了今天中国的创业环境。依法治国是创业维权的核心问题。创业者是政府最应珍视的充满创造力的人群，是国家的财富，再不能用非法粗暴的方式来欺凌他们、打击他们。
我呼吁，保障创业者能够享有公平的政治和市场地位，保护这个国家创新力的源泉。同时，创业者必须组织起来，合法有序地参与国家立法和决策过程，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有做公民的勇气，承担做公民的责任。一个懂得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一个懂得利益表达的创业者阶层，只有这两者都成熟起来，中国才有未来。
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素材取自2010年3月9日，创始人俱乐部两会沙龙“这一代创业者的怕与爱”及《创业家》记者的场外采访
场外采访
中国装修网：不该发生的死亡
刘献军说自己完全是无辜“被休克”的，他确实是无辜的。
2009年初，刘献军把自己经营了4年多的个人网站变成了一家公司——中国装修网。这家听起来名头不小的网站第一年收入了十几万，养活了4个人。但就在2010年的3月2日早晨9点，刘献军发现自己的网站也死了。“从这轮整顿开始，其实随时都有心理准备。”刘说，“但我太无辜了。”
为什么？因为和它共用同一台托管服务器的另外一家论坛上出现了一条违规信息，结果整个机房全部被关。当然，无辜“被休克”的也不仅仅是刘献军一个。托管商告诉他，他最好搬家，要不最少要等一个星期。“现在太狠了，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网站，说给你关就关。”刘献军只好搬家。从山东搬到河南，也是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一个小公司，这么折腾，损失太大了。”刘说，“没信心了，这是肯定的。”
请给女主角穿上衣服
一家上海互联网公司，做的是当代艺术品网站。一天，突然被拔了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卖的画里有人体画，露点的那种。结果被IDC安装的自动识别系统给查出来了。我猜不出这个系统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听起来可能和“绿坝”沾亲带故。总之，就这样，这家“淫秽的”互联网网站被工信部下文查封了。
直到网站把所有露点的画都撤下来，它才一步步走手续得以重生。因此，在这里提醒所有国内外做艺术品生意的人，不管你是卖《自由引导人民》，还是卖雕塑维纳斯，只要是在中国互联网上，麻烦你给女主角穿上衣服。
创业，到了需要维权的时候
经济欲求发展，创业者乃为根本，曾见一国之创业者诚惶诚恐动辄得咎而其国家昌盛者乎？
文 | 刘涛
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发布。“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稍嫌繁复，然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一时多有倒背如流者。时至今日，民营企业闻风而动者，铩羽而归，煤炭、钢铁、航空、电力是也；国有公司铜墙铁壁者，依然故我，石油、电信、铁路、媒体是也。引蛇出洞，关门打狗，谓之诱杀，其不然乎？
传统行业如是，新兴产业如互联网者亦如是。网站备案已是中国特色，全力整肃更为世所罕见。一年间，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网站遭封停关闭，仿佛山西省之煤窑，宛若盛典前之摊贩，鱼龙不辨，玉石俱焚。罪有应得者固所在多有，罚不当罪者更数见不鲜。以如此巨大之社会资源浪费而逞一时之快，国何由富？民何由强？
市场经济生于吾国二十年矣，平等竞争固远未达，法治建设亦落人后。不运动、不折腾言犹在耳，被退出、被倒闭随处可闻。本无规则而突发奇想以致削足适履，人尚能忍，已有规则而视之不见以致食言而肥，人何以堪？经济欲求发展，创业者乃为根本，曾见一国之创业者诚惶诚恐动辄得咎而其国家昌盛者乎？国家何为？为其能保民生也，必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今有一创业者，必有数衙门共治之，令出纷纭，莫知所从。
“36条”之第21有云：“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等，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然以今日之事实观之，受害者呼告无门绝非虚语。吾国岂无法哉？有法不依是也。
而今其害已显矣。国之诚信渐失，民之志气低沉。立业之心已挫去国之意顿生者有之，尽抛实业重负专事投机买卖者有之。后来之创业者，惧于创新求异而以规避莫须有之风险为第一要务，或因循守旧，或剿袭剽夺，美之名曰识时务。长此以往，欲求国家之复兴，无乃缘木求鱼 乎？
吾国之创业者皆为顺民良民，然最可悲者，莫过于欲做顺民良民而不得。创业者非无怨言也，而自忖一己之力如蚁，遂寝其欲讼之心。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创业者，为此国家，为你们自己，联合起来，主张你们的生存权利。
控告，激活被束之高阁的法律条文
我们可以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指控，把已被束之高阁的法律条文激活，推动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文 | 浦志强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应该倍加呵护和尊重国民创业的激情。温家宝总理承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公权力首先要被装入法治的笼子。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不再无法可依。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立法和国家赔偿法，更为权力的依法运行划定了边界。但不幸的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看到，公权力在不断违法行政，侵犯创业者的重大权益。在最近的“互联网整顿”中，尤其严重。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观察，这些整顿政策都属于行政行为，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32条、36条、39条及第42条等的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救济方式等内容；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按照该法第41条的规定，违反上述程序作出的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创业者面临的困境，表面上是行政机关在违法行政，但真实原因却是陋规违宪。宪法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和创作自由，其精髓应体现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表达的内容事先检查，事后的惩治也必须依法进行。由于国内尚无新闻法和出版法，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以及有关部委出台的规章和部令，其宗旨大多是将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视为违规。对这种全局性的危害，整个社会都在付出代价，已经无法回避。
面对如此的法律环境，创业者并非无可作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控告，把已被束之高阁的法律条文激活，推动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我们必须相信，执法者作为理性的社会人，他们同样也会逐步吸取教训。
2008年，电影《苹果》在取得了所有合法批文的情况下被广电总局禁映，禁映的依据就是一个会议的临时纪要，而且电影投资方没有任何申辩机会。我代表投资方对广电总局提起了行政诉讼。虽然诉讼至今没有结果，但此后广电总局再没有用同样粗暴的方法禁映过一部电影。
当然，不是每一次诉讼都必定就能推动社会的显著进步，但我们可以不断提起类似的诉讼，最终一定会取得效果。这叫水滴石穿。现在互联网创业者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通过法律手段来推动社会前进。
一定有人会问我，水滴石不穿怎么办？我的回应是，作为一名公民，石不穿不是你不滴的理由。
对于创业者来说，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根本救济途径就是：共同争取，相互扶助。创业不仅仅要创造财富，也要创出一套法治的规则。
(作者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份来自民间学者的提案
编者按：我们相信这份提案无所谓迟到，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机会登上国家议事的庙堂。但我们希望它发出的声音，能够被居庙堂之高者聆听，并祝福中国未来健康发展
关于要求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提案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陷入近20年来最大的焦躁与不安之中。国企排挤民企，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将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希望
提案人 | 赵晓
2009年，世界仍在金融危机中呻吟，中国却率先突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贸易国以及最大IPO国家。一个属于中国的盛世呼之欲出！
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在盛世繁华之中，却不能不为其中出现的不和谐的“倒退现象”而忧心。最为突出的是，国家蒸蒸日上，但伴随而来的不是国民共享红利，反而是国与民争利的矛盾日渐突显。不仅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居民收入增长，而且垄断国企收入与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从1978年到2008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年工资绝对差别，从458元扩大到156460元，涨了342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2010年3月6日《东方今报》)。
更可怕的是，国有企业在不公平的体制和政策下，2009年以来正肆无忌惮地全面扩张，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日益恶化，危害深远。2009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强势出手挽救经济，完成“保八”目标。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主导增长的“例外”本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是，经济困难时期的应急性措施完全有演变成常规性措施的可能。由于行业进入门槛及金融体制的不公平，国企与民企间的不公平地位正在固化并加深。国企正利用当前时机肆意扩张，在房地产、能源、水务等一系列领域空前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某些国企的扩张甚至到了利令智昏、全然漠视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号令的可怕地步。就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两会三令五申要抑制房价高涨之际，2009年3月17日，三家央企却一天之内三创地王，就是一桩非常恶劣的例子。
同时，某些政府机构也仍然在无视法律地践踏创业公司的生存权利。例如，2009年以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某些政府机构就剥夺了四万家合法注册的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权利，并且不提供任何有效的申诉渠道。如此粗暴的违法执法行为为改革开放以来之罕见。更加可怕的是，如此恶行竟被有些官员视为成功经验，执意要继续下去。
如此倒行逆施将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制造巨大障碍。据学者韩朝华的研究，从2004年到2008年，所有工业行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是6.86%，国有工业是5.81%，民营工业是9.33%，民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相当于国有工业企业的1.6倍。这意味着此期间，如果国有企业的资产让民营企业来使用，可以多产生两万多亿的税收和利润，即增加61%，相当于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11.5%，或者说国家本可多增加1/10以上的财政收入。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创造这期间的国有企业利润，则民营企业可节省20多万亿的资产，相当于节约37.7%的工业资源的投入。所以，中国未来无论是发展低碳经济，还是实现结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民营化都应该成为再出发的起点。遗憾的是，“国进民退”的事实却正好与这一大方向背道而驰！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关键是靠邓小平式的制度创新，而不是靠凯恩斯式的政策刺激。中国每一次冲出经济低谷，靠的也都是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靠的是给人民以更大的经济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让国进民退。然而，这一次，我们却走在了相反的方向，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陷入近20年来最大的焦躁与不安之中，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国企排挤民企，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将一举摧毁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希望。时不我待，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伟大理念，落实温家宝总理让人民更幸福更尊严的执政理想，就必须建构更公平、更合理的经济制度。现在是到了赋予民营企业这一创造了全国95%的就业机会的群体以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时候了。唯此，中国经济才能激发内在的活力，避免二次探底，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 影！
在这里，我强烈吁请要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严格依法治国，毫不动摇地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取得全面发展！
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六点建议：
一、尊重并遵守宪法，坚决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一切平等自由之权利，包括创业权、经营权和财产权。
二、坚持依法治国，严格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坚决杜绝违法行政，对由于政府的违法行政而蒙受损失的公司及个人要给予国家赔偿。
三、毫不松懈地加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央企的监控，严格限制其向竞争性领域扩张，当前要立即明令禁止国企进入房地产领域，对违规企业要坚决予以处罚。
四、坚决逆转人民的企业与人民争利的错误趋势，下定决心缩小垄断国企工资与一般竞争性企业工资的鸿沟。
五、切实赋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公民地位，在当前要加快开放更多垄断领域，要尽快取消不平等的政策壁垒，消除民营企业进入国企垄断领域的隐性障碍，同时依照《反垄断法》规范垄断国企的行 为。
六、在大型国家投资项目中，一定要兼顾民营企业利益；要改善金融体制，大力开放民间金融，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创造公平的金融环境。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光明的，大国崛起的步伐无可阻挡！我也相信，秉持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决心要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的执政党和政府，一定会力挽狂澜，锐意改革，将当前改革开放的成就推向更高的境界！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七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里，却知道“站“起来后，人更矮了。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以严厉的打击来对付善意的批评。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作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十二时三十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至少这一次，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街头就是丛林，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而不是正义冲动或其它抗暴形式的社会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大量的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维，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为模式，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凌晨一时三十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四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茌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在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四川大学，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那时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当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拥有政府，拥有国家；而不是政府拥有国家，拥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信心不足而威严有余。因而它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仅凭着那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八十年代，祖国开始青春，美丽动人。你依窗望着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结局，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当然，这个结果只能证明：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实现宪政与民主，实现中国改写历史的社会进步，以及参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发展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八十年代的艰难改革，却被自私的人们所扑灭，并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居民院（这支部队，快到前门才发子弹，天亮才到达）。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落在后面，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在你平静地讲述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突然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位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蓝衫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再次讲述起“清场”经过，十多位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素不相识的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当着一大群人，对着两个录音机，又一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受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街头的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奋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用目光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突然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奋起反抗了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因为抗暴，因为保卫被侵犯的城市和受到威胁的大学生而选择了牺牲，却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这是3日夜间那支部队的进军路线。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在街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突然成了死敌？为什么，善良的人们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为了私利而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万分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着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等它。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悄悄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对着士兵的枪口，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丽，谱写了中国当代史的华美章节。它留给世界的，是大爱的人性光辉和大美的真理价值。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作者联系： 谭作人 （028）85415735 13308030863
对于知道唐骏的圈子里的人来说，曾经在日本多年的唐骏是以事业心，工作狂，吹牛，对下级的傲慢和不择手段著称。在他成人的各个阶段，他如果不想尽手段去日本，到美国，再回中国，他就不是唐骏了。其评论显示出其人的价值观（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无所谓对错）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多数中国人很在意）。这是典型的海归逻辑：只要能实现个人抱负，就没有对错这一说，只有识时务者为俊杰。
至于李开复这位生于台湾，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则是一个很大的改良版：有事业心，见过世面，很有社交技巧。其身上最大的华人特点是通融，有很大的忍耐力。在Google几年里，如上文所言，李开复做了很大很多的努力来让谷歌融入中国。 可是通融的结果是到了没有尊严的地步。Google的直接抱怨是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去破解Gmail邮箱。靠破坏基本的商业道德来达到恶心的政治目的。背后还有传言中国政府逼迫Google交出一些源代码。从配合政府主动和谐搜索结果到时常被封网（youtube和很多服务是永久封网），到被CCTV点名再到政府黑客行为（还有传言在谷歌员工中发展线人去窃取技术机密 — 这么做应该不是为了商业目的），无论是李开复还是Google，如果想保留基本的人的尊严，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Google进入中国的本意是：即使过滤掉一些信息，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好过没有信息。我估计这是李开复在Google上层说服的结果。 我一度也曾被这种观点迷惑。我当时曾好奇的问过一位Google总部员工，被告知公司禁止讨论这个话题。这位员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姑娘，毕业于东部名校，在我再三拐弯抹角的问话下仍不提供自己的任何评论。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我觉得这种策略有二个硬伤：一是过滤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甚至是对消费者非常有害的信息。比如，你如果名字叫刘晓波，那么谷歌不会有任何你的搜索结果。第二，如果你向一个恶人妥协来换取一些眼前的利益，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俺承认这是后见之明。 在中国做生意的本质决定了只有中国的官僚及其周围的人才是唯一赢家。
从李开复后来的作为来看，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的感觉是他是以君子之怀度小人之心。希望他走运。他可以是这类海归的代表：做一点即使变态的事情总比完全不做好，而且说不定哪天圣上英明了。
海归最成功的是钱学森。他实践了李开复们的心愿：为中国做了一些事情 （其中不乏变态的东西）同时也有了远比美国高的社会地位。对此俺总结了两点：一是其人要有用。比如为政府造导弹，或建绿坝。如果钱学森学的是比较文学，你可以想象他回国的遭遇吗？其二是必须是地地道道的奴才。三钱之一的钱伟长，时任清华副校长，由于思想右倾，就没能为两弹一星奉献才华，而是在文革时去扫厕所了（http://bbs.sina.com/archiver/?tid-103386.html）
根本问题是你抛掉尊严和信念所造的导弹，建的绿坝真的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吗？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打住了。
转载自 华夏文摘
力刀：嘿，这世上最棒的老爹！（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414）
·力 刀· (编译)
这是个感动了世上千千万万人们的故事，一个催人泪下但振奋人心的故事。我把它 编译整理如下，希望更多的华人能读到这个动人故事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他，前美国国家警备队空军上校，老父亲DICK曾85次推着他那残疾儿子RICK的轮椅车，一起跑完了26.2英里的马拉松长跑比赛、8次一天里不仅推车跑了 26.2英里的马 拉松、而且拖着橡皮船游完2.4英里、并带着RICK蹬车骑完112英里的铁人参项赛！ Dick还拖着载着RICK的雪橇完成越野滑雪赛、还曾背着RICK爬山、甚至骑车横穿了 美国大陆！
而瘫痪的RICK可曾给他老爹做过什么？并不多，也没什么──只是救了DICK的老命！
这个人世间动人的父子之爱的故事发生于麻州的文切斯特市──
四十多年前，当RICK出生时，由于宫内脐带缠绕脖颈造成窒息，大脑缺氧损伤而导 致产后硬性脑痪。当时，医生告诉DICK和他妻子：这孩子只能是“植物人”而终其 一生。并劝告道：把他送到育婴院去吧。
可DICK 夫妇俩却不信这邪──他们发现小RICK的眼睛可以跟着他俩在屋里行动而转动！夫妇俩把他当正常孩子精心抚养。五年后，RICK先后有了两个弟弟。而DICK夫妇认为RICK的智力并不差于他的正常健康的弟弟。可是，他们带着 RICK去学校希望 RICK得到教育时，却一再碰壁被校方拒绝──校方认为他大脑发育障碍无法接受任何信息，无法与常人一样接受教育和交流！DICK夫妇俩并不气馁，他们自己在家教 RICK字母和拼写。当小RICK11岁时，他俩带着他到TUFT大学工程系请求能否有任何方法帮助孩子与外界交流。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没门！”、“这孩子大脑根本不可能思维和流”！老DICK对那些工程师、教授们说：他会的！不信？给他说个笑 话吧！
工程师们照办了，小RICK咧嘴开心地笑了！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工程师们花了$5千元的代价为RICK设计和组装了一部特制电脑，小RICK可以用他额 头部侧面轻轻碰撞接触一个连接开关而控制鼠标器，显示出拼音字母和符号──他 可以与外部世界交流了，用电脑荧光屏与人“说话”了！
当这台电脑被安置好，让小RICK“说话”时，让所有人惊叹感动的事是小RICK“说”的第一个词语不是“爸爸、妈妈”，而是为他们麻州职业冰球队的欢呼： “GO BRUINS！” ──那一年波士顿BRUINS冰球队夺得了职业冰球(NFL)联赛总冠军！老DICK夫妇骤然明白了，小RICK和所有人一样在关注着他们的冰球队，他和所有健康人一样：他热 爱体育！！！
……
直到1975年，RICK才得以进入当地的一所公立中学与其他健康孩子一样得到教育了。
当RICK的一个高中同学因意外瘫痪，学校为他组织了公益性5英里长跑募捐活动时，RICK敲下了：
“爹地，我也想去跑”！
“行”！
从未认真跑过一英里和认真锻炼、整日爱完牌的DICK推着RICK跑了那次5英里义跑活 动。他们是倒数第二名。“结果，我倒跟残废了一样，全身痛了整整两周。可是，我俩跟得到冠军一样高兴”！
那天彻底改变了RICK的生活和命运──他“说”道：爹地，当我们跑的时候，我觉 得我跟其他人一样，是好好的，一点也不残也不废！
这句话也彻底改变了老DICK的生命！──他变得似乎强迫症一般地迫切地要尽其一切给予RICK这种感觉。他练开了推着RICK轮椅车的长跑，他如此执着地练，甚至要参加1979波士顿马拉松赛！当然，他的申请被组委会拒绝了。可DICK并不放弃，坚持锻炼，参加其他的群众性长跑活动。结果，1983年，他俩的一次马拉松赛成绩竟然使得他们有资格进入了次年波士顿马拉松赛！而且，他们跑完全程不说竟然进入 前25%！
有人对DICK鼓动道：嘿，老哥们，为何不试试铁人三项？
这可是个巨大挑战：DICK压根儿就不会游泳，何况打6岁以后就没骑过自行车？可是，老DICK仍旧不信邪，他努力去试。从开始时，跟石头一样入水就沉到能游下全程─ ─要拖着用绳子缠在DICK腰上载着RICK的沉重的橡皮船！1985年父亲节那天，这爷儿俩参加了第一次铁人三项赛，虽然是最后一名，但他俩完成了全程！全家为之欢 呼，这是那个父亲节给老DICK最好的礼物！
当体育记者采访DICK爷俩时，这老爷儿俩已完成212次三项赛，包括4次15小时的夏威夷铁人三项赛！他们还出国参加有关比赛呢！
想像一下，若是一个年轻汉子在赛途中看着自己被一个拖着已是成人的残疾人的轮椅或橡皮船赶超过去，一定是很臊得慌的窘迫感觉。他俩从早先开始参加比赛，被周围人们当怪物看待，没人答理，到后来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理解、赞赏和鼓励支持，现在，当人们看到他爷俩参赛，都会来问候和祝福，当比赛进行中，他们每超过一个选手，人们都为他俩欢呼和加油，包括被赶超的选手，也由衷地为他们欢呼加油！为他们鼓劲的啦啦队和参赛选手们会对RICK高喊道：嘿，RICK，再给你老 爷子加把劲啊！
有人曾问DICK：咋不见你自己一个人比赛呢？“没门，要跑，俺爷俩一起跑”！老DICK答道。他参加这些比赛就是为看到RICK和他一起奔跑、游泳和骑车时那展现在脸上的天真快乐的笑容！
2005 年，老DICK65岁，RICK43岁。这爷儿俩已完成了第24次波士顿马拉松赛，在两万多赛者中，名列第5083位！要问他俩的最好成绩？1992年的 2小时40分──比世界 记录仅多35分钟！RICK敲着电脑骄傲地“说到”：没说的，我爹地是the Father of the Century！
下面是这爷俩共同完成的比赛记录：
206次三项(长跑、游泳和自行车赛)，其中6次是铁人三项！
20次 Duathlons；
64次马拉松，其中24次波士顿马拉松赛；
78次半程马拉松；
7次 18．6英里；
1次 20公里赛；
34次10英里赛；
27次7.1英里；
8次15公里赛；
204次10公里赛；
143次5英里赛；
4次8公里赛；
15次4英里赛；
92次5公里赛；
6次20英里赛；
2次11公里赛；
……
总计 911次比赛
最好成绩：2:40:47 马拉松
56:21 15公里
1:21:12 半程马拉松
40:27 7.1英里
13:43:37 铁人三项
35:48 10公里
2:01:54 18.6英里
27:17 5英里
59:01 10英里
17:40 5公里
2:10:45 20英里
1992年连续45天骑车和跑步横越美国大陆3,735英里。
当然，DICK也曾出过一点问题：两年前，他在一次比赛中有过轻度 心脏病发作。医生检查时发现他心脏的一根冠状动脉已经堵塞达95%。医生惊叹道： 如果您不是保持如此良好的体格，你大概15年前就完玩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DICK和RICK爷俩相互拯救和支撑了对方的生命！
1993 年，RICK从波士顿大学毕业，而在毕业仪式后两周，老爷俩又参加了当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现在，RICK在波士顿学院电脑实验室有着自己的工作──帮助工程师建造一种代号为“鹰眼”电脑系统──其中包括可以通过残疾人眼球目光移动来控制的电脑指挥机械系统。他也有着自己的家庭。老DICK也已从美国国家警卫队空 军服役满35年的上校而退役，并尽量争取与儿子有机会多聚一起参加为残疾人的慈善募捐活动，全国巡回演讲，当然，仍参加比赛──包括2005年父亲节的长跑比赛。
那天晚上，儿子RICK买单和老爹DICK在饭店撮了一顿。当然，RICK最想给他老爹DICK的 绝不仅仅是一顿饭，他想给他那亲爱的DICK老爹一个买不来的礼物。他敲着键盘，一字一字显示在萤光屏上──
“我最想干的事是：我的爹地坐在轮椅车上，我来推着他这老家伙跑一次”！
……
编译后记：
撂笔至此，打完最后RICK“说”的那句话，我感觉眼角湿热……。DICK，你那铁一般的意志和火一样的父爱，感动和鼓舞了千万个有类似残疾孩子的父母，也感动着 更多的健康的人们。
DICK，你不愧被人们赞誉为“这世上最棒的老爹、最壮的男爷们”！──The strongest Father！
本文取材于：
Rick Reilly：Sports Illustrated Issue date: June 20, 2005, p. 88
Strongest Dad in the World
Racing Towards Inclusion
by David Tereshchuk
Article courtesy of multi’merica.com
“Ying, 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 Dear D 告诉我, 干脆明了，她的一贯作风。
我一下子搞不明白。Dear D 给我助研全奖，现在另外有个老师想让我帮做点研究，我发Email问Dear D可不可以。应不应该问？
当时刚入ＵＳＣ的网络实验室，我Email 称呼Deborah Estrin (http://research.cens.ucla.edu/people/estrin/) 为 Dear Professor Estrin . 她说不要这么叫，太见外了。我才发现实验室的人都称她为 Dear D。
估计任何人初次见到 D， 都会对她眼神的精芒和爽朗的性格印象深刻。刚从国内来到美国，见惯了黯淡的眼神和无处不在的收敛和掩饰，更让我确信这是另一个世界。
丘师兄是我国内同事的老公，我留学时从机场接我到学校。头一顿晚饭请我时就感慨：我清华研究生毕业留校，做了五六年老师，干过国家大项目，在国外发过论文，以为在美国读博应该学不到太多东西。可是上 D 的课还是耳目一新。
我很快就见识了。一学期系里开十几门课。可是注册新课的那一天，早上六点就有人在系门口排队。八点钟开始注册时到达的人是没可能注上 D 的计算机网络课。当时传言上过这门课的学生，Cisco就给面试。这门课得A的人，Cisco会给很不错的offer。我一个哥们和他女朋友，学习不错，二人去Cisco，给的签约钱加起来就有一万八千美刀，什么叫不劳而获？后来上她的网络研讨课（seminar)，经常拿出一些网络公司的Email问学生：谁还没有工作？我看过几个招聘的Email 在要求条件里说：只要是你的学生就合格。整个系里就这门课和另外一门分布式操作系统的课有这种欢迎度。那门课的老师是UC Berkeley 的博士，对BSD 操作系统了如指掌。 自己带几个博士开公司做Internet Cache， 几年后卖了数千万美刀。他每周上课时临时从硅谷飞回来。扯远了。
D 的课果然让我这种土人开眼。上课前提是对指定的计算机网络课本内容要在开学前就得懂。每周讲课只讨论五六篇经典的和最新的计算机网络论文。每篇论文三四十页，阅读量苦不堪言。我最多精读一二篇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其他的走马观花。听D评论那些读懂的论文，感觉就两个字： 真懂。她声音很有穿透力，好像有个音箱在胸中。吐字清晰，引经据典，融会贯通，总有令人惊奇的感悟。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我读其中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二三遍不得要领，很是沮丧。结果她上课开场便说，这篇文章很不好读，她读了四五遍才理解。一个大师这么自信坦率的说话，对学生真是太安慰的了。
D的父母都是UCLA的教授。母亲是当时少见的EE女博士。D本人UC Berkeley 本科，MIT博士。她妹妹曾是Cicso的CTO （首席技术官），离职时，Cisco股票都跌。可谓满门精英。
D工作努力。她经常发她的日程安排给大家以便于联系。很多红眼班机， "sigh, red eye” 常是她Email的最后一句话，利用晚上西岸飞东岸 或回来，白天又安排满满的。有天我凌晨二点帮她做好一个东西，她三点发Email说我干的好，早上八点会在办公室出现。几乎天天如此。同学告诉我她是跑马拉松的。这个精力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D 对所做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实验室讨论，常听她讲到科幻电影的东西。记得她谈到电影Fantastic Voyage （http://www.imdb.com/title/tt0060397/）中，人坐在缩小的潜水艇在人体中遨游的情景，绘声绘色，并联系到她要做的无处不在的微型计算机感应网络。后来听说她拿了四千万美刀的研究经费去了UCLA，成绩颇大。2005年看到一本流行的计算机网络课本（http://wps.aw.com/aw_kurose_network_3/），里面有访问一个著名的女网络科学家Sally Floyd （http://www.icir.org/floyd/）。问到她最尊敬的网络科学家，Sally Floyd 说是佩服D的精力和热情。 D成绩斐然： 2006年荣获Anita Borg Institute (http://anitaborg.org/) 的 Women of Vision。2007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按一个新的H-index 计算方法（http://physics.ucsd.edu/~jorge/jh.html）， D 在全世界计算机科学家中，影响力竟然排第二 （http://news.163.com/07/0901/17/3NAP6HB0000125L6.html）。
不过她的人品更令我印象深刻。她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上小班的研讨课，就盘腿坐在椅子上和大家聊天，还一边吃她的午餐：一个大红苹果。她还爱喝绿茶，让中国学生觉得亲切。做她 的学生，你可以感觉到她就是想尽办法帮你和鼓励你。平常讨论问题，布置工作，都花费不少心思用于指导学生。暑假就推荐学生去做Intern，在工业界学最新的实际东西。给寒假（即使一个月），暑假在实验室做研究的学生发双薪：1998年时每月超过三千美刀，接近美国当时平均工作家庭收入。 她放假请学生去家里做客。大家常看见她毫不吝啬地拥抱她当时九岁的儿子，用力在儿子的背上拍。好一个慈母。
我99年初因故中断学业，她表示遗憾和理解，安排我保留学籍，并在二周内给我介绍了四五个工作机会。清一色高科技的startup: 二个出自加州理工，一个UCLA， 一个Stanford。其中一间公司的老板面试我，回来后发现是Leonard Kleinrock （http://www.cs.ucla.edu/~lk/）， Internet的发明人。工作四年我又去别的地方读博，她还帮我写推荐信。
她最近在抱怨资助她的政府机机构要求她只能雇佣美国公民做助研。看样子准备不要钱也不会妥协。长这么大了，见人不少，论人品和学术水平，如果没遇到 Dear D，我大概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科学家 — 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想起和 Dear D 订的学位计划中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Internet协议文本（RFC) 中（对她的学生不是难事），不禁惭愧。欣慰的是，从Dear D的回答里，我理解了直率和对自己负责。还有，从她那里学会了一种特别的拥抱自己孩子的方法：稍用点力拍拍背或捏捏肩膀。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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